在这个商业盛极的时代，文人的精神底蕴日渐“沙化”，出现了少数与“文化绿洲”的盛果不相协调的“文贼”一族。为了捍卫这个肩挑公众道义的精神领域，这个以良知达济天下的文化市场，我们拿起了笔诛口伐的笔――
注意力经济中的“事故哲学”
记得看过一则笑话，某国总统外出云游出访，他国名记有幸约访，便把话筒递到了总统先生面前：“听说贵国佳丽云集，粉黛三千，因此，特殊服务业异常繁荣，请问总统先生，对此有何看法？”
话音未落，总统先生盛怒之下，拂袖而走。但见第二天的报纸头条位置，赫然几个大字见诸报端：总统一怒为红颜！
前几天，也就是在阿拉法特先生病重之初，便有国内知名媒体在头版位置予以报道，一见标题，不禁震惊――“阿翁病逝”。但那时距阿翁真正离世还有半月有余，仔细再看一眼标题，原来在“阿翁病逝”几个字后还有一个小小的“？”。如今斯人已逝，驾鹤西游，倒也真真地应了媒体的“先知”。
企业家们高呼“眼球经济”来临的同时，文人们也给这一名词冠以了更为冠冕的称谓――“注意力经济”。因此，商品也好，文章也罢，万般皆下品，先抓住人们的眼球再说。也因此，才有人将《水浒传》译为《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》；也因此，才有那么多的“青年必读”、“创业必知”、“育子圣经”、“赚钱宝典”……
神和鬼都是人的化身，信息与新闻也都是文人的创意，我们恰好就活在这些文人愚民同化的“创意”中，而使自己的八卦欲倍感满足。
总之，如果将自己的“权利”运用到极所不能，那么，将是整个民族的悲哀。
文人是情感动物还是是非动物
当一只饥饿的秃鹫靠近一个同样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孩子时，如果你就在一旁，你会怎么办”一位美国记者碰到了同样的问题，出于他的职业精神，他拍下了这一幕，图片获了奖，但孩子却不在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引咎自责，以自杀的方式超脱了，就这件事，来自文人的骂声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，“没人性！不道义！他妈的……”
诸位骂累了先歇歇，咱们再来看一则报道，看完后我陪您一起骂。曾看过《新闻晚报》的一篇文章《一名新记者的困惑》。
说的是在阿富汗工作的中国工作人员在阿不幸遇难，其中一位遇难人员家住山东、因此，众多“文人墨客”便凭着自己的新闻嗅觉赶往了山东。亲情的悲痛，泪水的控诉，这些都是绝好的主题。
这位记者先到了遇难者家属所在的贫困山村，但被其家人拒之门外，“家里有遇难者88岁的老母亲，因为有病在身，家人还没有通知老人，怕有什么意外。”拿人心比自心，谁也不忍心再把人家的伤疤切开晾着，觉得不过瘾，再撒把盐，放些辣椒面，那才叫良知丧尽。
就在这时，村干部带着有关领导，以及随“旅行团”一行的记者团，扛着阴森森、冷冰冰的摄象机、照相机……便前来“慰问”了。
院落里的男人们紧着说：“屋里有个88岁的老太太，千万不要让老人知道……”记者们紧着喊：“叫他们把门打开，要不然我们拍不到！”村干部紧着附和：“没问题！”而领导们紧着摆POSE，抓过一个人就开始“嘘寒问暖”。最终，大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听到了老人痛彻肺腑的哭声，也终于完成了“慰问”的使命，因而纷纷加冕了“敬业”的桂冠。
凡事讲求在人，合情；在事，合理。慈不掌兵、义不理财，说的就是合情不合理；管理机械、繁枝碎节，说的就是合理不合情。总有人说文人过于感性，但却能做出如此不近人意的理性的事，说文贼过于理性，但偏偏又能写出那些榨干百姓眼泪的感性文章。既不感性又不理性，如此说来这些文人就真不是个东西了。
杀人于无形
酒席宴间推杯换盏，酒性正憨之时，忽听有人问我：“陈先生，今年出几本书了？”要是在前些年，一个人一年出一本书，定是个才子。然而，现如今一年能出几本书的人，基本上属于“财”子。
报纸的文章可以浮上来，但书的内容一定要沉下去。文化需要积淀才会有底蕴，文人需要厚德才可以载物。最近看了几部书：《我想成功》、《我能成功》、《我要成功》、《我一定要成功》……看罢，确实有听君一席话，胜读“10本”书的感觉，因为现在的书看起来如出一辙，品起来也如白开水一般，寡然无味。因此，看10本书和看1本书都是一个效果――内容差不多！
某日进得书店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整整一面书架，全都摆列着戴尔・卡耐基的著作。有卡耐基教经商的、卡耐基教管理的、卡耐基教演讲的、卡耐基教处世的……更有甚者，还有卡耐基妻子的书、卡耐基学生的书、卡耐基七姑的书、卡耐基八姨的书……现在我终于知道卡老师是怎么离开我们的了，他一定是被出版商捧上了天，然后又被这些文化庄家清盘抛空，将卡老师重重摔下。连同卡老师一同殉葬的，还有十三万万随波逐流的读者。
这就是文人的必杀绝技之一 ――“捧杀”！此招柔中带刃，笑里藏刀，且刀不出鞘，刃不带血，杀人于无形之中。因此，对于卡老师的死，他们政府的法医便将“他杀”理所当然地认定为“自杀”。不仅卡老师，安东尼・罗宾、卡尔・维特、哈尔伯特不也正是在文人发起的造神运动中被一一捧上了神坛吗？这些带着光环的“智者”能说自己嘴里的黄连苦吗？
在我们生存的社会里是不会轻易出现奇迹的，但文人却可以轻易制造奇迹。因此，盲从的人们便在没有奇迹的社会中找寻奇迹，最终找到的，却是自怨自艾的一声叹息。
再见吧！“80年后”
我一直把好书分成两类：一类好书是越看越厚的，文字在汩汩漫漫之间，传递着妙义千条，哲理万道。不信你去看看《红楼梦》，你要是一遍就看懂了，老先生曹雪芹半夜一定会去敲你的门。另一类好书是越看越薄的，一本书看上去有万语千言，但读起来却是轻松惬意，在不经意间便翻阅完了，而且感觉意犹未尽。
时下就有这么一类书，让年轻的少男少女们看了便会泪流满面，所以，印制这种书用纸要好一些，否则满是泪迹就不好读了。这类书缘何有这般功效呢？透过那些光鲜的文字，传递给我们的是青春、时尚、叛逆与另类的气息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在少男少女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共鸣的旋律，而这种共鸣是王小波、余秋雨、贾平凹、周国平们的文学造诣所不能及的。因此，随着市场的呼唤，呼之欲出的是出生在80年代的新秀文人们。
我虽对他们了解不多，但在这个信息强迫的时代，只要被媒体的鼻子嗅到，任何人都是可以带上光环的。于是，我知道了李傻傻、春树、北京宝贝、上海宝贝……
这些被市场催熟的作家们，头带媒体猎奇的光环，手持为数亿年青人代言的幌子，驾着出版文贼的一叶扁舟，顺流而出，成为了市场浪潮中的弄潮儿。这股势不可挡的洪流不仅拧干了少男少女们的眼泪，也洗清了他们的钱袋。
灾情过后，作为读者的灾民们不妨理性地思考一番，这类作品虽也算做好书，但“好”并不意味着就可以“多”。有人说，“80年后”文人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声音，一种青年人的呐喊，青少年的成长和历练需要个性，但啤酒和面包不是喊出来的。书是用来承载文化底蕴的，一本书可看不是目的，可思、可学才是根本。
（摘自《Q版“文贼”》，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，定价：19.80元）
 |
